城中村一直是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聚集地。特别是在大城市，由于房价、房租较高，对于刚进入这个城市的低收入打工者来说，城中村是他们在城市落脚的必然也是最无奈的选择。城中村虽然问题多多，但却一直在发挥着政府目前所不能、市场力量所不愿的作用，即为大量城市流动人口提供廉价的租赁住房，解决了农民进城后的低生活成本开支问题，缓解了社会矛盾和政府压力。但是，随着大部分城市不断对区位条件较好的城中村进行整体搬迁改造，低收入外来人口一次次失去狭小的栖息地，他们在无奈中，只能又去寻找新的廉价住房，这样就直接导致一个城中村消灭了，新的、若干个城中村又层出不穷地出现了。目前，这种恶性循环已成为困绕城市政府的最大难题。

被喻为“蚁巢”的北京市海淀唐家岭的整体改造已经开始，大约5、6万的外来人口陆续迁出。唐家岭曾是北京市最大的外来人口聚集地之一，很多村民在巨大租房收益面前，不停地在自家宅基地上加盖房屋用来出租。但随着唐家岭进入全面拆迁改造阶段，大部分租客已经陆续搬出并在唐家岭附近的村庄重新定居下来。结果导致新的升级版“唐家岭们”开始大量涌现，有些村庄几乎家家开始加建住房，不难预测，再过几年，政府将再次发起新一轮的“唐家岭”改造。

现在绝大多数城市的住房保障制度还没有覆盖到流动人口，这部分群体一直通过自行去市场解决居住问题，但他们又是绝对的城市低收入者，很难承担高房租的费用。因此，聚集、合租最便宜的城中村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当他们所居住的城中村被拆除后，这部分群体只能去寻找同样便宜的更远的城中村。北京市最早的城中村在三环边上，后来移到四环周围，现在又在五环周围聚集。政府永远有拆不完的城中村。不仅北京如此，西安如此，大部分城市都如此。

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做好统筹规划、前瞻性地设计相应的制度。即在城中村改造中，不能只解决原住民的安置与补偿问题，还要妥善安置那些已在城市生活多年，收入较低的流动人口。政府在进行唐家岭改造时，就应该预先想到这些相应的问题，在动员拆迁时，明确租客的安置办法。比如，拿出一部分公共租赁房，以较低租金租给这些低收入租户，同时签订相应的租赁协议，也可实行担保或押金机制，这样才能合理引导、妥善解决大规模流动人口迁移带来的后续问题。即在推进城中村改造时，要全面系统解决各方问题，避免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更多、更难的问题又产生了。

随着房价的上涨，市场观望期加剧，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租赁市场，直接带来房屋租金的大幅度上涨。北京市近一年来普通民宅已达到20%的涨幅。一些低收入家庭如果租赁市场价的商品房，甚至需要付出月收入一半以上的负担。

当前，在城市政府还没有能力把全社会流动人口都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内的情况，可以先重点解决拆迁安置的流动人口住房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加快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可以同时进行排队、摇号、轮候等安排，让这部分人群尽快住进公租房，或者自行周转一两年内就能轮候上政府的公共租赁房。只有这样，再加上严格的宅基地建房审批管理制度、村庄容积率管制、租房空间合理密度的强制规定等，才能解决好城中村层出不穷的老大难问题。